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广大教师要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教师教育的排头兵、“四有”好老师的首倡地和“优师计划”的先行地，回望百廿校史，有一批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他们的高尚精神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档案馆（党史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联合策划“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专题，深入阐释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营造追求卓越和上善乐育的校园文化氛围。

李建勋（1884-1976），字湘宸，早年就读于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先后获得教育学士、文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入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至1922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此后李建勋长期在北师大任教，曾任教育研究科主任、教育学院院长、师范教育研究所主任等职。他一生“视从事教育为无上之光荣”，以“谋高级师范教育之永延”为己任，致力于教育学术事业和教育人才培养的本土化探索，为中国师范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建勋

“莫让他人着先鞭”的民族自强意识。李建勋出生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晚清。1908年，他赴日留学。那一时代的留学生虽然背负着“东亚病夫”的讥讽与贬斥，但普遍怀有忠贞报国的坚定信念。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家国情怀激发起李建勋克服一切艰辛的昂扬斗志。留学日本期间，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各科成绩都比日本当地学生更加优秀。不仅如此，他还努力锻炼体魄，参加相扑比赛，展现出非凡的实力和勇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建勋放下学业回国参加革命。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宣传革命，遭到清政府的通缉。1923年至1925年，李建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官费资助近乎断绝，李建勋勤工俭学，艰难度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威廉•弗莱彻•罗素(William Fletcher Russell)意欲施以援手，提议给中国留学生每人每月提供五十美元的资助，李建勋毅然辞谢，誓做不给中国人丢脸的“硬汉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师大走上了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李建勋创作《咏怀》一诗以发心志：“乌云弥漫神州天，东亚睡狮岂永眠？但愿同胞登福地，莫让他人着先鞭。”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对国民奋起的深切期盼以及对人民幸福的美好憧憬。他常对学生说：“不要以为日本什么都比我们强，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他将满腔热血付诸教育学术，扎根西北，投入到教育抗战、教育建国的事业中。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深化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李建勋与学生许椿生合著《战时与战后教育》一书，在书中回应并阐释了抗战教育方针的历史背景与学理基础。他指出平时、战时、战后教育，只是时间上的不同，其谋求进步的性质是一致的，“平时如确能作战时看，则战时自可作平时看。平时如能紧张积极，有备无患，战时自能沉着迈进，坚毅不拔”。针对战时、战后教育实际问题，李建勋主张维护正规学校教育、改进过去学校教育的缺陷、解决抗战的教育问题、推广社会教育、健全教育行政机构的组织运用。这些改进教育的办法与准则具有现实性与前瞻性，影响深远。

《战时与战后教育》研究专刊封面

“谋高级师范教育之永延”的师范教育情怀。李建勋的一生学在师范、躬耕师范、捍卫师范，他的师范学养融贯中西。早年的教育经历赋予了他深厚而真挚的师范情怀，加之对师范教育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使得他在北师大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屡次挺身而出，站在捍卫师范教育阵地的最前沿，力挽狂澜。1921年至1922年，李建勋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倡导将“高等师范”升格为“师范大学”。这一举措不仅关乎师范学校提升程度的问题，更是捍卫师范教育独立地位的标志性成果。

师范教育体系的独立始于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该学制仿照日本设初级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锚定培养师资的教育任务。民国初期“壬子癸丑学制”颁布了《师范教育令》，提高了师范教育的层次和地位，使师范的独立性得到加强。但是，20世纪2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国民经济的崩溃以及文化思想的革新，师范教育的社会地位屡遭挑战，一度走向低谷。“师范教育是否应该独立设置”成为教育界论争的焦点。李建勋在《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这一提案中，从目的、教材、教法、训练、成例五个方面论述了师范教育自成体系的现实性与必然性，并极力倡导师范学制的改革。他的提案在教育部的学制会议上通过。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

1932年，有关师范教育体制独立的论争再起，教育部令师大停止招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提案停办师范大学。师大教授会公开辩驳教育部停止招生的各项理由，并发表文章对各种停办意见予以反击。在这些凝聚共识的文章中，李建勋的观点占据了内容的主体，最终取消师范大学的提案没有通过。抗战胜利后，师范大学的复校工作受到了阻碍，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仍不主张师范大学独立设置，意欲取代为普通大学师资培养模式。于是，李建勋代表学校携《上蒋主席书》赴重庆请求复校。1946年7月，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复归原址，但李建勋却留在了西北。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社会上反对师范教育独立的声音不绝于耳，李建勋不由感叹“孰意高级师范教育多难，恒遭厄运，迩来又有人予以猛烈之抨击”，“此等人士，或由于不谙高级师范教育之发展趋势，或由于不明高级师范教育之功能，或由于偏颇固执之成见，鄙弃之不遗余力，摧残之惟恐不逮”。教育为立国之本，师资负继往开来之责，放眼世界强国，无一不致力于“推进高级师范教育”，“培养健全师资”，“研究教育学术”。也正因为如此，李建勋倾注毕生精力躬耕师范教育，捍卫师范体制。每当吾国之师范教育制度陷入“动荡不定之境，甚或有寿终正寝之虞”，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捍卫师范教育阵地的前列奔走呼号，“以期挽狂澜于将倒，而谋高级师范教育之永延也”。

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对于李建勋校长的介绍

李建勋撰写的《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

1922年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第一班毕业合影

（前排右五为李建勋）

“北李之于南陶”的教育学术本土化探索贡献。面对民国时期我国学制“采仿日本，崇效美国”却成绩皆劣的舶来困境，一批教育家都做出了立足本土的改变努力。李建勋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民族性及创造性”的缺乏。为此，他立足本国传统文化与现实情况，融合西方先进理论与科学精神，与同批教育家一道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体系。

在美国学习期间，李建勋专研教育行政，撰写《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之改革案》一文，立足本国国情，参阅美国经验，提出教育行政的中国方案。回国后他在师范大学主讲“教育行政”的课程，据他自己所言，“在中国首先讲教育行政者有两人，一在南京高等师范者（现时之东南大学）为陶知行先生，一在北京师范大学者为余担任”。他们二人师出同门，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均受教于杜威，被称为教育界的“南陶北李”。在“教育为立国之本，教师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观点上，两位教育家是完全一致的。陶行知选择走出高校“象牙塔”的“田野式”路径，下沉乡村和社会基层开展平民教育，自下而上推动教育普及、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而李建勋选择了与他截然不同的“学院式”路径，他坚守师范大学阵地，聚焦上层建筑，主张教育立法、推行教育民主，推动教育行政改革、改进督学制度，在《中国教育之出路》《吾国督学制度之缺点及其改进》《吾国高级师资训练之待决问题》等文章中指出问题，剖析问题，又高屋建瓴地提出改革方案，自上而下地推动高等教育、师范教育的发展建设，提供具有前瞻性的规划意见。“南陶北李”惺惺相惜，在中国教育发展路径的艰难探索中也曾密切会晤，李建勋曾带领学生南下考察，专门至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乡村教育实验区等地参观学习。

李建勋重视实际调查，他不仅开设“学务调查”课程，还亲自带领学生深入一线。1932年前后，他联同北京大学杨亮功教授组织学生前往天津进行小学教育实际调查，遂成《天津市小学教育之研究》专刊发布调查报告，受到广泛重视。1936年，他主持设立“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一直延续到抗战后的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时期，其主要成果汇辑成《小学教育实际问题》一书，在1948年出版。

1938年，西北联大设立师范研究所，由李建勋担任研究所主任主持工作。在此期间，李建勋拟定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章程》，明确了师范研究所的目标是：“研究高深教育学术，训练教育学术专才，协助师范学院所划区内教育研究机关，研究教育问题，并改进其教育设施”。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李建勋主持并指导的一系列重要课题相继展开，例如“西北中等学校师资之改进”“师范学校之训育”“师范学校教育行政教材教法”等等，这些都是扎根本土、服务西北的重要成果。

《小学教育实际问题》封面

李建勋为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题写的院名

“道艺并重”的教育者培养主张。李建勋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又长期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一代学人。他9岁入读私塾，14岁时考取秀才，21岁入读直隶高等学堂，先贤哲人的思想和箴言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血脉相融，成为他一直以来所寻求的民族性之根本。即便后来他在西学体制下构筑起极具创新与突破的教育思想及理论体系，但中华传统文化之深厚底蕴仍然是他发扬师道精神的根基。

在李建勋看来，“教师为一国文化之发源地，得其道则国以富强，失其道则国以衰弱”。他对师道的诠释以儒家思想精髓为根本导向，阐明了理想教师应具备的修养。1940年，李建勋专论“师道”的文章《师道论》发表在《教育通讯》周刊上。在他的师道观念里，教师首先要具备健全的人格，这一人格包含儒家气节、国民意识和健强的体魄三个方面。通观李建勋的不同论著，他所称的儒家气节正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他称道“孔子之杀身成仁，孟子之舍生取义，颜子之箪瓢陋巷、乐在其中，曾子之以仁义抵富贵”。在举国垂危、精神颓丧之时，“杀身成仁”的凛然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不仅为教师所必须，更应当受到全国知识界的尊崇。

专业精神也是李建勋十分看重的师道品质，这种精神不仅是“教不厌、学不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乐业、勤业精神，更是“身为正仪而贵自安”，“权利不能倾，群众不能移，天下不能荡”的敬业、守业精神。他在《教师之职业道德》一文中强调，教师一定要具有安贫乐道的修养，能够“视从事教育为无上之光荣，认教育青年有至高之兴趣”。

李建勋坚持“道艺并重”的教师培养主张。在师范教育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上，李建勋的回答是“三育合一”——身体、道德、学问同时并重。他把师资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专重教材，所造就者为“话匣子”；兼重教法，所造就者为“教书匠”；除教材教法外，更重专业精神及健全人格，所造就的才是“教育者”。他给师大的定位是“造就教育者，而不是造就教书匠”，认为教育者“不但要有高深的学识和精熟的技能，而且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修养”。一直以来，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遵循“行为世范”的基本准则。据学生李传芳回忆，有一次胡仲澜教授正准备走出教员休息室前去上课，李建勋召唤他：“仲澜，请回来！”原是胡先生的制服纽扣没有扣齐。李建勋要求教师衣冠齐楚，严肃认真地对待学生和课堂。他本人也经常备课到深夜，从不迟到早退，几十年来从未缺课，即使因事请假，后续也一定加以补时。他曾在学生的毕业纪念册中写下“教育是国家命脉，师资乃教育源泉”的箴言。这些举动激励了一代代师大学子志存高远，笃实前行，在教育报国的事业中做踏实的工作。

李建勋发表的《师道论》

李建勋一生坚守师范教育的阵地，北师大是他践行教育理想、发展教育学术的主要舞台。他激励北师大的同学们“以教育者或教育家自居，不要以教书匠自居，使我们师大名副其实”。如今，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教育强国征程中，我们回望老校长李建勋的精神风范和教育思想，他“道艺并重”的教师培养主张、“教不厌，学不倦”的勤业乐业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凛然气节、“自强不屈，发奋为雄”的报国理想，依然具有引领未来的时代价值，值得师大学子乃至广大教育界人士不断学习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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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校史中的卓越教育家丨李建勋：“躬耕师范 倡行师道”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