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是源自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才算履行了投降的正式法律手续。而在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上，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为什么会场选在军舰上

现在我们都知道，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是在美国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如此正式隆重的仪式为什么会放到军舰上？在历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尽管战争中美国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很多大城市都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但是要想找一块举行仪式的场地，应该问题不大。再退一步，即使没有现成的会场，以美国装备大量现代化工程设备的基建工兵，真要抢修出一块场地也不是难事。最后决定在军舰上举行仪式，显然不是场地的问题。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会场

原因是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中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发飙了！因为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后就宣布由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陆军五星上将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美国海军和陆军本来就有矛盾，海军在战争中居功至伟，现在到了胜利时刻，却由一位陆军将领站到台前，这肯定会给人以陆军是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的印象，因此引起了海军的强烈不满。尼米兹态度非常强硬，公开表示将不会出席投降仪式。要知道，尼米兹素来是温文尔雅的儒将，即使在莱特湾海战中哈尔西置登陆滩头于不顾率全舰队追击日军小泽舰队，尼米兹也不过是发了个很委婉的电报：“第34特混舰队在哪里？”如今这样的态度，说明此事确实将他激怒了，连一向好脾气的尼米兹都这样，更别说那些脾气更暴烈的海军将领了。杜鲁门这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有些草率了，怎么弥补呢？

海军部长福莱斯特看出了杜鲁门的为难，马上提出，如果投降仪式由陆军将领主持，那么仪式就应在一艘海军军舰上举行。如果麦克阿瑟作为同盟国代表签字，那么尼米兹就将作为美国代表签字，这样才可以体现出海军在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平息海军的不满。而且福莱斯特还耍了点小聪明，他特别提出仪式就在“密苏里”号上举行。排水量4.5万吨的“密苏里”号不仅是美国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更是用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州来命名，并由他女儿玛格丽特主持下水典礼。这样举世瞩目的仪式能在和自己有如此渊源的军舰上举行，杜鲁门自然是欣然同意。

具体的仪式地点是在“密苏里”号二号主炮右侧的露天甲板上，之前将二号主炮向左转到底，连同炮塔右侧后方也一并被空了出来，感觉整个甲板的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丝毫不觉得逼仄局促，反而还有几分威武雄壮的态势。

爱作秀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在投降签字仪式上讲话

麦克阿瑟知道投降仪式在“密苏里”号举行后，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很兴奋地提出希望能在军舰上升起代表他军衔的五星上将旗。这可让负责布置仪式场地的尼米兹的副官拉马尔中校为难了。因为根据海军条令，军舰桅杆上只能升起军舰上最高军衔将领的将星旗，尼米兹也是五星上将，而且只有一个升将旗的桅杆，那该怎么办呢？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主桅杆上并排升起麦克阿瑟的红底白星陆军五星上将旗和尼米兹的蓝底白星海军上将五星旗。

本来海军还特意为麦克阿瑟准备了一艘登陆艇，将艇身都漆成红色，还在艇首漆上了麦克阿瑟五颗将星的军衔标记，作为麦克阿瑟从岸上到“密苏里”号的转驳交通工具。但是，麦克阿瑟丝毫不领情，他觉得登陆艇太小家子气，要求乘坐驱逐舰前来。

9月2日当天，麦克阿瑟是乘坐DD-484“布坎南”号驱逐舰从横滨赶来，这是一艘1943年才刚刚服役的新军舰。豋上“密苏里”号后看到桅杆上高高飘扬的自己的五星上将旗，麦克阿瑟非常满意。仪式开始前还有段时间，麦克阿瑟被请到舰长室休息，不知是晕船，还是太过紧张引起的植物神经紊乱，见过不少大场面的麦克阿瑟居然在舰长室的卫生间里控制不住地呕吐起来，还好很快恢复了正常。当仪式开始，人们看到麦克阿瑟精神饱满地主持仪式，根本不会知道麦克阿瑟刚刚还在卫生间里呕吐。

麦克阿瑟签字

签字时，一向爱出风头的麦克阿瑟果然不出意料地大作了一番秀，签个名字就用了5支派克金笔，第一支和第二支笔当场就送给了陪同他签字的温赖特中将和英军珀西瓦尔中将，第三支后来送给美国国家档案馆，第四支笔送给了母校西点军校，第五支笔则是送给了爱妻琼妮。朋友、家人、国家、母校，考虑得面面俱到。

温赖特、麦克阿瑟和珀西瓦尔

这里正好介绍下温赖特和珀西瓦尔。前者是1942年日军进攻菲律宾时的美军司令，本来麦克阿瑟是驻菲美军的最高指挥，但美国见战局必败无疑，不想让麦克阿瑟成为俘虏，专门命令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去澳大利亚出任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把指挥权交给了温赖特，换句话说温赖特是替麦克阿瑟成为了日军战俘。珀西瓦尔则是英国在新加坡驻军的司令，在日军攻占新加坡时被俘。这两人是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被俘的最高级别军官。两人在日军的战俘营里饱受折磨，虽然没有死于非命，但都被摧残地只剩下皮包骨头，脸庞消瘦得几乎脱了人形，即便穿着最小号的军服都还显得空荡荡。连中将级别的高级战俘都被日军摧残成这副模样，普通战俘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麦克阿瑟请他们两人陪同签字无疑是对两人的一种补偿和安慰。

军服和旗帜都有名堂

按理说，出席这样严肃隆重的仪式，需要穿着正装，军人也应该是礼服佩勋章。但我们看到在签字仪式上的所有美军官兵，不要说穿礼服，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的便服都没有穿，全都是最随意的衬衫式样的军便服。虽然都是簇新的军装，但既没有打领带，也没有戴勋章勋表，实在是很随意。其实，美军对这次出席投降签字仪式的着装有过明确规定，就是全部着军便服，不打领带不戴勋章，以此表示对日本的蔑视。除了着装外，还规定对日本代表团的敬礼不还礼，在签字仪式举行前，也不向日本人提供咖啡茶点，完全不把日本人当作客人。

日本代表团是由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本大本营，其余9名随员分别是3名外务省代表、3名陆军代表和3名海军代表。重光葵和两名外务省代表都是非常正式的燕尾服，条纹裤，大礼帽，白手套。不过另外一人却穿了一套皱巴巴的白色西服，显得极不协调。以梅津为首的7名军官虽说都是穿着带绶带的正式军礼服，但明显没有熨烫过，当时衣料远没有现在这么好，不熨烫的话即使是新衣服，也显得皱巴巴，一点都不挺括。脚上的大马靴，也没有打理，毫无光泽，看上去脏兮兮的。日本军官的着装之所以这么有失礼仪，道理很简单，作为深受武士道思想熏陶的军国主义分子，梅津是极不情愿作为日本军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但他的职务却让他根本无从推却，于是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了日本对待战败投降的态度。

日本代表团

说起来，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两位可都是中国人民的“老相识”了。重光担任过日本驻中国公使、总领事，在1928年济南事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都曾代表日本想方设法从中国攫取利益。他的一条腿，便是1932年5月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所炸断的。梅津就更不用说了，他担任过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官，著名的《何梅协议》日方签字人。如今却要在此签字投降，也算是“天网恢恢”了。

再说旗帜，当天在“密苏里”号主桅上飘扬的星条旗，可不是一面普通的美国国旗——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那天，就飘扬在华盛顿国会山的旗杆上，随着美军到过罗马，去过柏林，目睹过德意志的投降，今天又要见证日本的投降。

而作为“密苏里”号的主人，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海军上将还特意从海军军官学校博物馆请来了该馆的镇馆之宝——一面长165厘米、宽157厘米、只有31颗星的旧国旗，这是1853年美国第一次用舰炮打开日本国门的海军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准将旗舰上的那面国旗。哈尔西这么做，是要告诉世人，美国海军早在九十二年前就已经征服了日本，现在是第二次。哈尔西将这面国旗装入玻璃镜框，高挂在自己指挥舱室的大门上，正好俯视着右舷露天甲板——签字仪式举行地点。

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中、英、苏、法、加、澳、荷、新等八国。在9月1日晚上举行的受降预备会议上，苏联代表普尔卡耶夫提出应在“密苏里”号上升起所有对日本作战国的国旗，这是国际惯例。但麦克阿瑟却不以为然地说：“就让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作为总代表吧，难道她没有这个资格吗？”与会者听后都惊愕地面面相觑。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此时美国的强势，显然给投降仪式和战后各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我们在投降签字仪式上看不到其他同盟国国旗的原因。

投降仪式上的中国人

无论是在仪式前的预备会议，还是在正式签字的仪式，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作为在对日作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牺牲最巨大的国家，这份尊重和礼遇，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代表团在“密苏里”号上。右一徐永昌，右二杨宣诚，右三朱世明，右四王之

出席投降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成员是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杨宣诚海军中将、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朱世明中将、中国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部首席联络参谋王之少将、李树正上校、王丕承上校和代表团秘书长陈延辉（不过陈延辉是否登上“密苏里”号尚不能确定）。应该说这些名字，现在很多人都非常陌生。

徐永昌登上“密苏里”舰

为什么让徐永昌来代表中国出席日本投降仪式，很多人会问怎么不是蒋介石？很简单，因为同盟国出席投降仪式的人物都不是国家元首，而是军事将领，所以蒋介石自然不会来。在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中，何应钦无疑是第一号人物，但他要负责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分身乏术。而白崇禧、陈诚虽然资历职务够高，但是身上所属派系的标签太明显，难免会有非议之声。

只有徐永昌，出身于阎锡山的晋绥系，但在中原大战中善后得当，同时得到蒋、阎的认可，于1937年8月起担任军令部部长一直到1945年8月，参赞中枢，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资历职务都合适；再加上为人处事一向低调，素来都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名声又好，因此能作为中国代表出席投降仪式。徐永昌确实也有过人之处，投降仪式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成员准备在东京大宴畅饮，但徐永昌极力劝止，大家都很遗憾。而徐永昌在日记里说：“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满眼欢庆的喜悦情景，他却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实在难得。

杨宣诚中将，虽然是海军，但实际上离开海军多年。他曾是清末官费留日海军学生，30年代担任驻日海军武官，对日本非常熟悉，凭借这一优势，在抗战中担任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主要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也是功勋卓著。特别是在开罗会议上，建议要在《开罗宣言》中明确写入日本必须归还澎湖列岛的内容，从而避免了澎湖日后成为第二个钓鱼岛的后患。

朱世明中将，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朱宗程、外祖杨昌濬都出自湘军，父亲朱继绎曾率军参加1884年保卫台湾、抗击法军的作战。朱世明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公派留学美国，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后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最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先后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军委会交通技术学校教育长、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参谋本部处长以及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通晓多国语言，是极为出色的军事外交官，1946年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王之少将，也就是在仪式上陪同徐永昌签字的那位将军。在清华大学二年级时留学美国，进入著名的西点军校学习，1932年以全年级262名学生中第十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主要在财政部税警总团任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军事观察员身份一直跟随麦克阿瑟转战太平洋，此时担任中国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部首席联络参谋。

李树正上校，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参谋班、陆军国防大学参谋系，是非常优秀的参谋人员，在抗战中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1941年1月因为拒绝参与策划皖南事变而被免职，随后转任第5军工兵团团长，参加了第一次远征缅甸作战。

王丕承上校，国民政府著名的军事外交人员，曾先后在美苏德法等国任职，还受到过斯大林的接见，时任军令部情报处处长。

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有留学背景，都是军事外交的干才，作为中国军人的代表出席日本投降仪式自然再合适不过了。此外，还有中央社记者曾恩波、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等三人也登上了“密苏里”号，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日本正式投降的法律程序向国内报道。

徐永昌签字

对于中国尽雪前耻的这一幕，除了欣喜激动之外，徐永昌在仪式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即使到今天，这番话依然着现实意义，值得为之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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